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拉美研究 | 中拉经贸合作的机遇与挑战

来源: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

作者:岳云霞

中拉经贸合作迈入新征程



岳云霞

摘要:本世纪初期,中拉经贸合作经历了长达十余年的“黄金增长期”,这种超高速发展与中拉经济的快速增长互为支撑,带动了双方关系全面发展。但是,2012年以来,伴随中拉经济同步进入深度转型调整期,双方均有不同程度的减速,使得双方经贸合作也进入了盘整阶段。进入2017年之后,中拉贸易结束了持续多年的低迷增长,中拉投资出现了量和质的同步改善,而金融合作的引擎作用也有明显提升。中拉经贸合作迈入了平衡增长的新时期。

一、2017年中拉经贸合作的总体特征


进入21世纪以来,中拉经贸合作出现三次转折与提升。第一次以世纪初 “大宗商品周期”启动为始,双方形成以快速增长的贸易为主导、投资逐步扩大发展的格局。第二次始于2012年末,中拉贸易的势能减弱,而投资与金融合作加速增长。第三次则以2017年为开端,中拉贸易、投资和金融合作进入相对均衡发展的新时期。回顾2017年,中拉经贸合作的三大引擎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。

(一)贸易重获增长,中拉相互发挥了良好的“市场供应者”作用

从2017年3月起,中拉贸易结束了长达27个月的萎缩之势,进出口总额重获增长(见图1)。前三个季度,中拉贸易同比增长18.2%。贸易分类统计数据显示,拉美已成为中国制成品的规模化市场之一,在机械、电子产品、服装、纺织品、化学制剂和五金工具等方面为中国提供了较为稳定的出口市场。同时,中国作为拉美市场来源的地位愈加明显。联合国贸发会议数据显示,拉美产品在中国的市场份额为6.18%,超出了其5.68%的市场份额。中国已是拉美优势农产品、矿产品和部分制成品的主市场。

(二)投资结构平衡化,产业定位渐明朗

据中国商务部发布的《2016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》,截止2016年末,中国企业在拉美的投资存量超过2000亿美元,占到中国对外投资总存量的15.3%,其中,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占33.3%,信息传输/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占18.4%,批发和零售业占17.9%,金融业占11.7%,采矿业占7.7%,其他产业占11%。尽管相比于中国对其他地区的投资,对拉投资在前五大产业的集中度略高,且制造业投资相对不足,但是投资结构与双方经贸合作发展的水平相一致,很大程度上服务于中国对拉贸易与产能合作需要。2017年以来,中国政府先后发布了《中央企业投资监督管理办法》、《中央企业境外投资监督管理办法》和《关于进一步引导和规范境外投资方向的指导意见》等政策性文件,对中国投资的短期增速形成一定向下压力。但这些政策有助于挤出投资中的非生产性资本,长远有利于提升中国制造业投资,促进双方形成更好的价值链分工。

(三)金融合作稳步扩大,合作引导性作用增强

2017年以来,中拉在金融领域的机制性建设稳步推进。除了设立中巴产能合作基金等双方合作项目外,阿根廷、智利、秘鲁、委内瑞拉和玻利维亚等国成为亚投行的新成员,推动中拉在多边领域的金融合作扩大。目前,金融合作在中拉经贸合作中的发挥了基础性作用,除了在基础设施合作、大型机电设备贸易等传统项目中,以两优贷款或融资租赁等方式,为拉美买方提供融资支持或垫资建设外,还引导“互联网+”为特点的新业态连接中拉市场,促进线上线下贸易、投资和物流相融合。

可以看到,经过前期的盘整,中拉双方已完成“自发”式开拓对方市场时期的粗放式增长阶段,开始寻求资源配置优化的方式,通过投资和金融合作方式,“自觉”发掘对方潜力,这使得双方经贸合作的方式更加多元,合作模式日益均衡,合作正效应正不断释放。

二、中拉合作的发展机遇与挑战


进入新的发展时期,经贸合作仍是中拉双方的首要关切。当前中国已成为拉美第二大贸易伙伴和第四大投资来源国,拉美成为近十余年来中国产品和资本最大的海外增量市场。中拉双方均有持续扩大经贸合作的诉求,而中拉经济的深度转型调整产生了新的机遇,为经贸合作的基础从天然、静态互补转向动态互补提供了条件,但也加大了双方合作所面临的现实性挑战。

(一)中国经济转型为拉美提供了商品和资本机遇

一方面,中国的产业升级调整将为拉美提供增量市场。目前,中国的经济结构重心已转向第三产业为主,经济动力转向消费拉动,对大宗商品需求增速放缓的同时,对其他消费性商品的进口需求会增加,这将为拉美地区农产品等优势板块提供新的出口机会。另一方面,中国的资本流动转型将为拉美提供增量投资。自2014年起,中国已成为资本净输出国。在直接投资领域,中国是全球第二大对外投资国,而拉美是中国第二大境外投资目的地。在金融投资领域,自2010年起,中国成为拉美主要的贷款人之一,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拉美的资金缺口,是稳定其金融环境的重要保障。

(二)拉美经济转型为中国提供了广阔的市场机遇

近期内,拉美的新增需求集中于三大领域:一是能源、道路等“硬件”投资需求;二是通信、互联网等“软件”投资需求;三是工业经济升级需求。这些领域为中国的优势产能转移提供了市场机会。通过经贸合作区、自由贸易区、出口加工区和工业园区等模式,中拉之间在清洁能源、新型建材、石油化工、汽车、钢铁、农产品、港口物流、信息技术等领域有着广泛的合作前景。

但是,中拉经贸合作在面临历史性机遇的同时,也面对着来自现实环境的多重挑战。

1. 中拉贸易的结构性约束

中国对拉出口多处于较低附加值的区间内,仍以低价为主要竞争优势,与拉美当前着力推进的制造业存在一定竞争冲突,增长空间有限。

2. 中拉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与便利化水平的制约

就开放度而言,在投资领域,拉美部分国家还存在外资前准入阶段的限制性规定;在贸易领域,局部竞争性领域还存在贸易限制水平偏高的问题。就便利化程度而言,中拉双方均存在制约经贸合作的瓶颈性因素。拉美多数国家签证周期过长,基础设施薄弱,物流效率偏低,且存在税收等多方面显性或隐性成本,对双边合作构成约束。而中国服务于企业“走出去”的配套政策措施相对滞后,部分现行政策弹性不足,也会对中拉合作产生影响。

3. 拉美法规体系产生的潜在风险

拉美地区的整体法治状况在全球居中等水平,存在环保等局部领域的超前“立法”,对中国投资和经营开发提出较高要求。同时,拉美多国立法保护土著人土地权利,而待开发资源多集中在印第安保护区,原住民社区问题以及其传统文化同经济发展、资源开采之间的冲突,已成为资源类企业在拉投资的主要风险之一。而在劳动保护方面,拉美工会力量强大,普遍存在最低工资立法,社会保障水平较高,劳动力市场弹性低,企业用工风险和雇工难度较大。上述法规环境对中国企业的经营活动形成一定的隐性制约,增大了区内经营的潜在风险。

4. 拉美社会问题增加的系统性风险

拉美是全球社会问题最突出的区域之一。首先,拉美贫富差距大,不同群体无法公平分享经济增长成果,导致储蓄率和消费均不足。其次,拉美治安较差,犯罪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,毒品相关犯罪高发。此外,拉美历来社会运动频发,对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形成冲击。在中拉经贸合作步入深入阶段,社会问题会制约市场扩大,也造成商务环境的恶化。

三、中拉合作的方向与路径


在中国经济发展的新阶段,中拉合作有助于促进彼此的产业链衔接,形成新的价值链分工,促进贸易结构向多元化调整,并带动贸易、投资和金融合作三大引擎有效运行,实现中拉经贸合作的全面升级。中拉双方扩大合作具备相应的实现基础,但也面临着较大的现实困难与潜在挑战,需要双方在坚持刚性目标的同时,结合形势变化加以适应性调整。

(一)扩大政治互信,推动战略对接

经过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政策反思,拉美国家重提战略规划的重要性,愿意通过中国-拉共体论坛与中国形成发展规划对接。双方应充分利用这一共识,增进沟通与了解,在保持合作的前提下,通过在政治领域保持相对柔性合作,确保双边合作环境相对稳定和可预测,为经贸合作平稳发展提供条件。

(二)推动多重创新,消除制约经贸合作的瓶颈性因素

在制度创新方面,中拉双方强化双边经贸合作制度建设,降低关税及非关税壁垒,严格落实贸易和投资便利化措施,扩大自由贸易协定范围,推动中拉经贸关系朝着互利共赢的方向持续发展。在经贸结构创新方面,中国可适当扩大对拉美优势农产品的进口,并顺应国内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向,推动由“中国制造”向“中国创造”的转变,增加对拉出口产品附加值。

(三)坚持各方合作共赢,实现地区包容性发展

中拉关系的核心内涵是合作共赢,作为市场新进入者,中方唯有创造增量市场,才能避免冲突,促使各方都会受益。为此,中方应切实贯彻第二份对拉美政策文件的要求,“同相关域外国家和国际组织在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开展三方发展合作”,推动多方共赢。

(四)深入了解中拉法律文化差异,突破法律文化瓶颈

针对拉美法律环境的复杂性,中方除了注重法律环境的前期调研和法律人才的培养外,应严格遵守东道国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,高度重视东道国的劳工法、税法、环保法和与原住民权益保障相关的法律,积极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。


点击次数:77  发布日期:2018-05-10  【打印此页】  【关闭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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